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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和解協議的效力分析及救濟途徑探究

  發布時間:2020-11-05 15:09:19


    民事執行和解制度是當事人意思自治主義在強制執行程序中的體現和運用,對于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及時有效地處理糾紛、解決執行難問題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大意義。現行法律在發生和解后又中止執行的問題上,認可了其公法上的約束力,認為和解構成了“執行阻卻”事由,只要當事人提交了和解協議,執行人員就有權中止執行。然而,在當事人不自覺履行和解協議時,只賦予當事人恢復執行原執行依據的唯一救濟途徑,拋棄了就執行和解協議另行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此時執行和解協議無效,從而否認了未被自覺履行的執行和解協議在任何層面上的法律效力。目前無論在學界還是在立法司法領域,對民事執行和解協議的性質和效力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對執行和解協議沒有得到履行時的救濟途徑也存在爭議,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執行和解,是指在執行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就執行債權債務關系部分或全部經雙方自行協商,互相讓步,自愿達成協議,解決爭議,從而結束執行程序的活動。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30條,《民事訴訟法》解釋第467條、46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7條分別對執行和解做了相應規定。但我國民事訴訟法上的執行和解制度,實際上是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兩說的綜合交錯運用,即認可執行和解協議有一定程度上的訴訟法上的效力,而不是全部。理論上可以多樣,但法律必須明確統一,現行法律對于執行和解協議與執行依據之間關系的協調,尤其是執行和解協議沒有被當事人自覺履行時的救濟問題規定得比較粗糙,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諸多現實問題,對債權人的利益極為不利,同時也嚴重困擾著司法部門。

    (一)關于執行和解中的擔保問題

第三人為和解協議的履行向申請執行人提供擔保的,如債務人未履行和解協議,擔保人是否應承擔擔保責任,現行法律未作規定。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只能申請恢復執行原執行依據,和解協議未履行的部分不再發生法律效力。根據我國《擔保法》第5條“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的規定,擔保合同作為和解協議的從合同,因主合同無效而不發生法律效力。這種結果與擔保制度的應有之義相悖,從根本上動搖了擔保制度在執行和解領域中的適用意義,使得執行和解協議的擔保形同虛設。

(二)關于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主體問題

    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第207條規定: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該條規定的“一方當事人”,只能解釋為債務人,“對方當事人”應當指債權人。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刪去了“一方”和“對方”的限制,認可了雙方當事人都可以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形,并明確了被執行人也有權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但如果和解協議約定由第三人代被執行人履行義務時,如第三人或債權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義務,利益受損的一方應如何主張權利?對此法律沒有規定。

   (三)關于和解協議是否實際履行的審查認定問題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民事訴訟法》將恢復執行與和解協議的是否履行聯系起來,故在執行程序中應當對協議的履行情況進行審查判斷。實務中大量的和解爭議涉及和解協議是否履行完畢,具體包括:和解協議條款的解釋、是否按約定方式適當履行、是否按約定期限履行、是否全面履行。如果履行完畢了,還有進一步的爭議:未按期和不適當履行的違約責任、協議無效或可撤銷問題。①對上述爭議,需要依照實體法進行審查判斷。但現行法律對于執行和解爭議的審查主體、審查程序、救濟途徑等問題均未予明確。

    二、執行和解協議效力的分析

目前,對執行和解協議性質的理解存在爭議,總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私法行為說

    這種觀點認為認為執行過程中的和解是針對執行依據中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作出變更的行為,這種變更取決于和解雙方的私人意志,純粹是私法上的法律行為,屬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約。這種純粹的私法行為達成的執行和解協議是獨立的私法契約,不僅因其未經法定裁判程序而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而且不會影響執行依據的執行力,不會對執行程序產生影響,即不會引起訴訟程序的中止或終止等。“私法行為說”片面地強調了執行和解協議的獨立性,忽略了其追求終結執行程序的目的,割裂了執行和解協議與執行程序之間的內在聯系,使得執行和解協議的履行與處于公權力作用的執行程序的進行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訴訟行為說

    這種觀點認為當事人在執行程序中按照一定的規則達成執行和解的目的是為了終結執行程序,盡管執行和解協議在內容上與原執行依據相比有所不同,但執行和解協議的達成就是為了取代原執行依據實現申請執行人的利益,因此,執行和解協議與原執行依據處于同等的效力層次,都具有強制執行力。執行和解協議達成且通知執行機構時,原執行依據被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執行和解協議所代替,即原執行依據的執行程序終結。當執行和解協議被當事人自覺履行完畢,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執行和解協議沒有經過強制執行程序即被當事人履行;若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該執行和解協議。“訴訟行為說”充分考慮了執行和解協議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理順了執行和解協議與執行程序之間的關系。

(三)一行為兩性質說

    這種觀點充分考慮到執行和解協議的雙方當事人作為民事訴訟程序中處分私權利的主體,其既有對自己實體權利的處分權,同時也享有程序權利的處分權。執行和解一方面是當事人雙方間存在的私法上的和解契約,法律效力低于作為執行依據的原生效法律文書,未經裁判不具有強制執行力。同時,執行和解又是在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和法院之間存在的訴訟行為,它以追求執行程序的終結為目的,其產生和履行必然會具有訴訟法上的效力,對執行程序產生影響。執行和解協議達成且通知執行機構,被視為申請執行人提出暫緩執行或中止執行。執行和解協議被當事人自覺履行完畢,法院終結執行程序;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法院不能強制執行和解協議,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對方當事人有權選擇恢復原執行依據的執行或者選擇通過審判程序賦予執行和解協議強制執行力。“一行為兩性質說”既考慮了執行和解協議以變更執行依據的實體關系為內容,同時考慮其與執行程序的銜接,在執行機構沒有獲得更多審判權的體制下,是一種對執行和解協議合理的解釋。

我國目前法律對執行和解協議效力的態度基本采取“一行為兩性質說”的觀點。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30條和《民事訴訟法》解釋第467條、468條對執行和解協議沒有被當事人自覺履行的后果作了原則性規定,這些規定在適用中顯現出不足和矛盾。一方面,執行和解協議是未經司法機關裁判或確認的私法契約,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時只能走恢復原執行依據的執行的救濟途經,可見執行和解協議沒有被現行法律直接賦予強制執行力取代原執行依據;同時,也可以得出法院執行員將和解協議內容記入筆錄的行為并非法院對和解協議的審查和確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要求,更多的目的是警示和便于查證,而不是通過這種行為起到賦予和解協議既判力和執行力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執行和解協議對執行程序產生一定影響,達成執行和解協議雖然不能終結執行程序但可以產生中止執行程序的法律后果。

    三、執行和解爭議的解決途徑探究

   (一)賦予執行和解協議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

通過賦予執行機構對執行和解進行司法確認的權力,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從而使執行和解協議獲得執行名義,使執行和解制度得到廣泛推行。具體理由為:

    1.民事調解與執行和解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質,應當賦予其同等的法律地位。民事調解存在于權利確認階段,執行和解存在于權利實現階段,但這并不能影響它們性質的不同,行為人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處分自己的權利。

    2.實踐中眾多的執行和解協議是在執行機關和執行人員的主持、協調下達成的,而執行機關及執行人員卻在執行和解中扮演“雙面人”的角色,一面是卓有成效地做了工作,另一面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承認所做工作,左右失據,處境尷尬,在司法實踐中也引發了許多問題。②既然法院參與了和解,形成了事實上的調解,那么法院意志就應當在最終的和解協議上有所體現。如果不能完全消除事實上存在的法院調解行為,與其面對理論與實踐的尷尬,不如直接賦予經法院認可確認的和解協議以訴訟法上的效果,使其具有強制執行力。

    3.有利于解決執行和解中的擔保條款、第三人替代履行的約定問題,通過直接對擔保人或擔保財產及替代履行的第三人強制執行,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4.有利于簡化程序,達到實體法效力與程序法效力的合一。

    (二)賦予債權人另行起訴的權利

    在理論及實務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既判力理論,法院作出的終局判決一旦生效,當事人和法院都應當受該判決內容的拘束,當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訴訟中主張與該判決相反的內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訴訟中作出與該判決相沖突的判斷。③因此,當事人再以和解協議提出請求,實際上是同一案件的重復起訴。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對該和解爭議法院不應受理。

    筆者認為這觀點是不妥當的。按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形成、變更或中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也可以基于合同在原債務的基礎上設立一種新的債權債務。所謂和解協議是指當事人雙方約定的通過相互讓步以終止其爭議或防止爭議再發生的合同,它是當事人在原合同的基礎上所設立的一種新的債的關系。故和解協議是當事人在原債權債務(當然也可以是經過法律文書確認的債權債務)基礎上,所設立的一種新的債的關系。盡管和解協議與原合同債務具有密切聯系,但仍然可以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合同關系。在各國合同法中,和解協議都是一種獨立的合同,許多國家的法律也對此種合同作了明確的規定。由此,也表明和解協議本身并不是對原債權債務關系的變更,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債權債務關系④。

    所謂“一事不再理”即指為防止法院對同一事實作出不同或者相互抵觸的判決,以及為實現訴訟經濟的目的,避免浪費訴訟資源,以維護生效判決的既判力,法律規定的禁止當事人另行起訴的制度。執行和解之訴雖然與原訴在法律事實上有延繼性,但雙方當事人就生效判決達成和解協議是前訴判決后發生的事實,且在后訴中原告起訴的根據是基于該和解協議,故前后訴中涉及的法律事實并不相同,由此形成的法律關系亦不相同。執行和解之訴因主張實體事實及理由已發生變更,故不屬于重復訴訟,也不違背“一中不再理”的原則。

    因此,允許當事人依據和解協議提起訴訟的做法并不違反判決的既判力。而基于私法行為的本質屬性,不遵守和解協議的,當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對有關個案的答復,已經開始明確和解協議的可訴性。這些答復給出的觀點是:和解協議履行完畢后,債權人提出和解協議中確定的以物抵債的標的物質量不合格或期限的瑕疵問題,不能否定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的事實,有關抵債標的物質量問題應當通過另行訴訟解決;超過訴訟時效或者申請執行期間,當事人雙方就原債務達成的還款協議,或者因判決生效后達成和解協議而超過申請執行期限的,所達成的協議屬于新的債權債務關系,債權人可以以債務人不履行還款協議為由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以和解協議為基礎另行訴訟請求繼續履行協議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庭室也有過支持因原生效判決的申請執行期限已過,債權人依據原判決生效后達成的和解協議提起訴訟的案例,并最終支持了債權人根據和解協議提出的訴訟請求。另行起訴的救濟方式,并沒有否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權利,作為一種補充救濟途徑,對于在申請執行的法定期限內,債權人有權選擇是向人民法院申請恢復原判決的執行還是另行起訴。同時,在司法技術上需要協調和解協議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與原生效法律文書項下的權利義務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避免訴訟勝訴結果與此前取得的執行名義的雙重救濟。即和解合同一旦成立,當事人不得再就合同所確定的事項依原有法律關系主張權利,在和解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中,法院應以和解所確定的法律關系作為裁判基礎,不得做出與和解內容相反的認定。⑤

(三)構建債務人異議之訴制度

大量的和解爭議涉及和解協議是否履行完畢,有時表面上看起來是個簡單的事實問題,但實際情況錯綜復雜,難以認定。如果允許債權人依據和解協議另行起訴,主張債務人履行和解協議,那么相對方債務人也完全有理由對于債權人不遵守和解協議的約定,執意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而侵害其權利的行為,通過提起異議之訴進行救濟。如,有的和解協議僅有少量沒有履行完畢,是否應硬性絕對恢復執行?又如,和解協議確定的履行內容與執行依據中的履行內容在性質上不一致,不可以相互換算,如何確定已履行部分并予以扣除?履行一部分以及履行完畢?凡此種種,執行機構只能從程序上機械地看和解協議是否得到履行,而不便于審查合同效力問題、合同條款的解釋問題,不能結合履行的適當與否、違約責任的承擔問題,公平合理解決。而通過債務人異議之訴解決和解糾紛,能很好地協調執行依據與和解協議在實體內容上的沖突,一方面維護了執行依據在法律上具有的約束力、確定力、形成力和執行力,另一方面又給予當事人一定的訴訟救濟手段來保障其自主意愿的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在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同時,其實體權利也得以直接或間接地實現。⑥                  

注釋:

    ①衛彥明、張根大、黃金龍:《執行和解協議不履行時當事人的救濟途徑分析》,載《執行工作指導》2011年第3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

    ②湯維建、許尚豪:《論民事執行程序的契約化——以執行和解為分析中心》,載《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1期。

    ③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頁。

    ④王利明:《和解協議形成獨立的合同關系》,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1月11日。

    ⑤李雙元、黃為之:《論執行和解合同》,載《時代法學》2006年第4期。

    ⑥江必新主編:《新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講座》,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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